最不辜负生命的，莫过于秋天了。

　　阿哥带我到他挖药的桔梗地。我惊喜于面前怒放的山花。他给大片寂寞凄清的山塬，种下美丽的花朵。

　　我眼中的秋天，气候温润，冷暖适宜。也充满深厚、丰满、内在的意蕴。

　　青山素女施黛，大野静若处子。天宇苍茫，长风浩荡，无不诉说着狂乱的秋声、隐蔽的秋息、明净的秋气。风转了方向，在旷野里起舞、怒号。鸟掉头南徙，在旷野里翱翔、鸣唱。丛林、荒地和野径间纵横的鸟儿，有的展翅高飞，有的低回盘旋，有的踯躅流连。柿树上的红叶，在一场场清霜中猝然凋零、飘落，剩下灯笼般悬挂、摇曳在枝头的丹柿，在风中沉醉时，宛若蓝天上斑斑点点的彩霞。

　　阿哥是在三十多年前，柿子金黄、麦苗吐蕊的深秋里突然生病的。疾病复杂、深重，无方可治，小镇子和县城里，都没有积极有用的治疗措施和条件。医生的建议是转院，去北京看看。北京有多远，身边没有人去过，更没有人知道怎么能够走到北京。于家而言，去北京就像攀登高不可及的天梯，纯属妄想，亲人们无奈撒手，强咽清泪。无望之下出院回家，阿哥躺在炕上昏迷不醒，进食困难，十五天后才开口说了一句话。他望着窗外，打麦场边一棵压弯了枝条的柿子树。那一年，祖母照旧在旋完柿饼后，用柿子皮煮酿了香甜的麦仁酒。阿哥喜欢在冷天吃麦仁酒泡馍。

　　阿哥躲过一劫第二次活过来。病魔留下的后遗症，像与生俱来的胎记，镶嵌进阿哥的身体和生命。成了一个有缺陷的人，他摆脱不掉，并必然要鲜明，淋漓地蒙受其终生的伤害。

　　阿哥失学了，念书的校门对他关闭。长大成劳力后务庄稼，挖地，拔草，收割，往菜园子浇水、担粪。有人在背后称他傻子，暗地里叫他瓜娃。我每每听到这话心痛如绞，憎叹命运的不公平。为什么阿哥要害病，遭人欺侮。阿哥由于做不了有心计的活计，只能从事些简单的体力劳动。在田里干活，他一直不紧不慢，不会偷懒，也不爱乘凉，汗流浃背地背朝三伏天的太阳。严冬交九，天未破晓就上山背粪，黎明在山地遇见他的人问他：“几回了？”他常不作答，有时喑哑地笑，说不清趟数，问急了，就说：“哎呀，好几回了。”临近年关，天不住地下大雪，雪花吹打在他脸上，灌入他脖子里，他依然佝偻着脊背，一回一回地往山上背粪。真是我地地道道的傻阿哥。但他也不傻，谁若说他这么大的雪，不暖热炕还干活。他会极力辩解：“你知道啥，再冷的天，背粪，会越背越热。”就这样，阿哥勤劳而愉快地，和庄稼地打了这三十多年交道。

　　1991年被雨密布的秋天，玉米苞黄成熟，阿哥带着我每晚上山看庄稼，用麦衣、草秸“放火”，浓密的熏烟会吓跑趁月光偷袭玉米的獾猪。下山时，红豆坡、大柳树底的路上，时常有汽车陷入泥淖，阿哥二话不说，挤进人群中间，抱石头，垫土块，直到陪着把车从泥潭里拖出来，方才背我一步一滑地回家。那年秋天，阿哥偷着告诉我，他要在八月十五“接媳妇”。那一天，他依照传统，如愿做了新郎。我记得，那是一个乡村最简朴却又最热闹的婚礼。

　　今年中秋节，我得以回到寨子，去看阿哥家的新房。他正忙着往沼气池里蓄水。一座新房盖下来，说他不操心，人也瘦了一圈，老了许多。他稠密的胡须结满脸庞，眉间皱纹紧锁。他手指粗粝、关节膨大，又轻微驼背，上屋檐台时缓慢，做起活来迟钝。院子里堆着他收回家的黄豆、苦荞和大麻。见我回去，他格外亲切，似乎有许多积腹在心的话要对我说。翌日正午，阿哥陪我去割麦地边的大麻。我们一边拉着架子车上山，他一边对我讲我不知道的村子里的新鲜事。谁家的生老病死，三爷家的叔父是怎样从三轮车上掉下来的，一些人是怎样漠视土地糟蹋庄稼的，还有，他对村子里新建的石灰窑，憋着一股子怨气，他嘀嘀咕咕地说，又不知怎样害人呢。看来，阿哥不傻，他心里亮堂着哩。

　　只是村庄，在贫穷和富庶的辗转里，在劳苦与安逸的挣扎里，总是在增加和减少些什么，轮回或超度些什么。想来想去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。没有令我紧抓不放而去回忆的质朴。我想不透彻，多少年的刨根问底，花开花谢，瓜熟蒂落，终究未了一个结果。但我今天顿悟了：原来这秋天最富有童年里秋天的质地，萧瑟，缄默，迟暮，像阿哥陪我“放火”守庄稼地的那段光阴。他一次次，把我从泥泞中搀起，背着我趔趄踉跄地走过那些崎岖的羊肠夜路。

　　离开阿哥的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在追寻可以让生命安顿的灵丹妙药。一双耳朵听见的事物毕竟有限，而一副心灵承接的痛苦却源源不尽。灵魂在暮秋的风中倍觉荒寒。我像误入一口无底的深井，任由紊乱的现实吞没我。在我而立的清秋，我发现，唯一伟岸地站在我生命的源头，朝我微笑，挥手，并远远地看着我的，依然是我憨憨的阿哥。

　　一个永远在秋天不会表达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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