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参加旅游团到北京，最后一项行程是在三个自费项目中选取一个。导游作了极具倾向性的介绍之后，“大方地”让游客们自己举手表决。她先问:“想去恭王府的举手。”无人举手。她又问:“中央电视塔和海底世界都不想去的举手。”无人举手。于是导游如愿以偿地得出结论:“根据大家的意愿，我们就去中央电视塔和海底世界吧。”——其实在表决之前，车子早已在向这个目的地行驶了。

　　不喜欢公开表态，是中国人的传统。王小波曾说，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，是沉默的大多数。我们中国人无疑是这大多数中沉默得最久、沉默得最习惯的大多数。

　　沉默的习惯，曾让我们受益匪浅。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，道家宣扬的无为而治，佛家推崇的忍性修养，儒释道三种哲学，殊途同归地教导我们沉默是金的道理，合力共为地造就了中国人含蓄、谦和的性格。沉默让我们像坚韧的杂草一样，虽然在大风吹来的时候东倒西歪，但歪而不倒，倒而不折，风过之后，依然挺立。

　　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，沉默是金的哲学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负面因素。当年，鲁迅先生正是看到当同胞被日军砍下头颅，而许多拥有“强壮的体格”的中国人“显出麻木的神情”围着“赏鉴”的画片后，发现了沉默的危害，毅然弃医从文，大声“呐喊”，以期唤起“铁屋子”中“熟睡的人们”。但这呐喊之后，我们还是习惯于沉默。

　　习惯成自然。习惯于沉默的我们，从不主动表达自己的意愿，赞成什么、反对什么，想要什么、不想要什么，我们从不自觉、清晰地表达。我们的智慧全都用在一点上:政策之下，对策安出？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清浊与我无关，我们所需要决定的，只是濯缨或是濯足而已。因而尽管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朝代频繁更替，但天下不管姓什么，却总是天子的，普天之下，始终是“王”的土，率土之滨，始终是“王”的民，而沉默的大多数，只要看见一线生机，就沉默地选择载舟，不到忍无可忍，轻易不肯覆舟。

　　我们是如此习惯于沉默，以至于在国外住了多年、被洋人思想洗脑的作家龙应台一回来，就不禁大发感慨，问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?作家王小波本来也是“沉默的大多数”之一，但后来他到了国外，站在庐山之外回头看了一番庐山，发现原来“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文化中选择”，并决心不“保持沉默直到四十岁”，于是开腔说话，他为我们辩解说，保持沉默并不是怯懦，而是“一种生活方式”。

　　不禁又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件旧事。从广州坐汽车到东莞去，上车前，车主说好一人10元钱，但等到车开上高速路后，车主开始售票，却向每名乘客索要30元钱。第一个乘客与车主理论，其他人充耳不闻，无动于衷，乘客势单力薄，只好掏出30元。到第二个乘客，仍是如此。最后全车的乘客，每人都与车主单独较量了一番，全部落败，无一胜利。这是沉默是金生活方式下的常态现象，好在还有吃亏是福的生活哲学来帮助我们平衡心态。

　　十几年过去了，北京导游的一个小伎俩，轻易地让我看见，我们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。

　　(摘自《检察日报》2011年9月30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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