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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前，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，我的身边坐着一个50多岁的女人。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。她说她这是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拉萨回北京。下了飞机，下了很大的雨，我把她送到了北京的一个旅店里。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，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，是胃癌晚期。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里的一个箱子，她说如果我回不去了的话，你帮我保存这个。那是她30年中走遍西藏各地，跟各种人，官员、汉人、喇嘛、三陪女交谈的记录。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，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，她只是说，100年之后，如果有人看到的话，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。这个女人姓邛，是拉萨一中的女教师。
五年前，我采访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矿泉水，然后他向列车员要发票，列车员乐了，说：“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。”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。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，总是选择服从。但是今天我们放弃了一张一块五毛钱的发票，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了我们的土地权、财产权、和生命安全。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，权利就只是一张纸。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。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了“梁子”。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，在餐车要了一份饭，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端到他面前说：“您是现在要发票呢？还是吃晚饭后我把发票给您送过来？”我问他，你靠什么赢得尊重？他说，我靠我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。这个人叫郝劲松，34岁的律师。
2007年我认识一个人，我们在一起吃饭，这个60多岁的男人，说起来丰台区的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，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……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，然后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，擦擦眼睛。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过大队的出纳，后来当教授、当官员……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，只是想给农民做一点事儿。他在我们的采访中说到：征地问题，给农民的不是价格，只是补偿。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。这个问题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，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。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：这个人即使说得再尖锐，我们也能通过！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！这个人叫陈希文—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。
七年前，我问过一个老人，我说你的一生一定经历过很多挫折，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？他跟我讲，有一年，他去河北视察，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，然后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，旁边放了一副棺材，他就下车去看，那个老农民说，因为太穷了，没钱治病，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去卖！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，让他回家。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，是要告诉你，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，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，要执著！这个人叫温家宝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。
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，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。只有国家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，能够独立思考的人，能够记录真实的人，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，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，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，但仍然不言乏力、不言放弃的人，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，我们才能说，我们为祖国骄傲！只有一个国家能够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，我们才能说，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！(摘自《格言》2009年第23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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