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33岁的周建辉是湖南邵阳人，南下广州打工后，他先是在越秀区解放中路一家黑诊所里当冒牌医生，诊所被查封之后，他又改行当了一名“医托”。
2006年9月5日晚上，周建辉的妻子姚兰患了重感冒，咳嗽并伴有咯血，到附近一家小有名气的民营医院治疗。医生诊断为支气管扩张，经过住院治疗，病情有所好转。但到了凌晨两点多钟，姚兰忽然唇甲绀紫，浑身发抖，呼吸困难，出现咯血窒息的先兆。不久，妻子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冷静后的周建辉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凭着他做过几年“黑医生”的职业敏感，他猜测这里面一定大有问题，说不定还是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。
他找到院方领导，要求查看和复印妻子的病历和诊疗记录，但遭到拒绝；威胁去做医疗事故鉴定，院方不屑地回应：“要做鉴定你自己去，要告状你尽管去告，咱们不怕。要我们医院赔钱，连门都没有。 ”
一些在附近打工的亲戚和老乡听到消息，都陆续赶到医院。一个老乡站起来气愤地说：“治死了人还不赔钱，这家医院也太黑了。人命关天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咱们干脆把嫂子的尸体抬到医院里闹他一闹，他要是不赔钱，咱就不走了。 ”
于是，周建辉带头在医院里拆了一块木门，从太平间把妻子的尸体抬了出来，径直放到医院门诊大厅中央，在门口摆了花圈，男男女女三十几号人，哭的哭闹的闹，还拉起一条醒目的横幅：“还我妻子，还我公道”。
只闹了两天，医院就信誉大跌，病人锐减。到了第3天，医院再也顶不住了，只得赔偿死者家属4万元了结此事。医院前倨后恭的反应让周建辉初尝甜头。
11月的一天，周建辉在一家医院里转悠，看见太平间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对50来岁的夫妇，正在抱头痛哭。这对夫妇是湖北恩施人。他们的独生儿子马斌，在做急性阑尾炎切除手术的过程中死亡。父亲马庆元在儿子的病历和诊疗记录上发现，到处圈圈点点，至少有十几处篡改的地方，马庆元顿觉蹊跷。他要求院方给个说法，医院不予理睬。
看着老两口那凄惨的面容，想起不久前妻子的遭遇，周建辉顿生愤慨之情。他对马庆元夫妇说，自己愿意为他们追讨6万元赔偿，事前不收一分钱，如果要到钱了，则提一成的“劳务费”。马庆元夫妇当即点头同意。
周建辉立即忙活起来。他打电话叫来二十几个老乡，统一穿着孝服，以死者家属的身份，将马斌的尸体抬出来，放在医院门诊大楼门口，由一帮女老乡带头哭丧，男老乡则手举讨还公道的横幅静坐示威。
医院派人出来制止，周建辉使个眼色，马庆元夫妇立即扑上去死死拖住对方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哭闹不休。几个老乡假装上去劝说，实则暗捏拳头，将对方二人一顿好打。对方吃了暗亏，灰溜溜走了。
半夜时分，周建辉又不知从哪叫来一帮来路不明的道士，在大门口摆开架式，做起道场来。在医院住院的病人受不了折腾，纷纷向院方投诉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医院就派了一位姓张的副院长来跟周建辉谈判。周建辉很快从医院财务科领到了8万元赔偿，2万元揣入自己的口袋，6万元交给马庆元夫妇。马庆元夫妇又依约给他付了6000元“劳务费”。
头脑精明的周建辉渐渐发现，干这种活儿可比他当冒牌医生当“医托”赚钱多了。于是，他索性干起了“专职医闹”，印了许多有“医疗纠纷处理顾问”等名号的名片，在熟人老乡中广为散发。 2007年2月和3月份，仅两个月时间，他就接了4宗“大生意”，一下就赚了5万多元。
为了方便开展“业务”，周建辉干脆组织成立了一个“医闹团”，约有“团员”50人，大多是一些没有固定职业的老乡熟人。一旦招揽到生意，他们都以死者家属的身份披麻戴孝，或聚集在医院门口静坐示威，或在医院里拉起横幅要求赔偿，或将死者尸体抬到医院门诊大厅扰乱就诊秩序。有时为了给院方施加压力，周建辉还派人假扮记者，扛起摄像机装模作样地拍来拍去。
一般情况下周建辉不动手打人，就算有时为了形势需要拿出刀子匕首来，也只是吓唬吓唬对方，并不真的动手伤人。主要派一些妇女甚至是孕妇来哭闹，拉扯纠缠医生，这样就算院方打电话叫来警察，也拿他们没办法。这样折腾个三两天，医院受不了，最后只好跟他们私了。
周建辉的“医闹团”在广州打开市场之后，生意非常火爆，还有不少索赔无门的患者家属看到他的名片主动上门联系，几乎每月都有生意可做，忙的时候一个月竟能闹上四五回。到2008年6月，周建辉当“医闹”头目刚刚一年多时间，就已经赚了近40万元。
但是好景不长，2008年9月2日，周建辉到一家医院代人索赔时，中途拿出匕首威吓院方人员，结果在推搡过程中误伤对方一名女医生，把人家的右眼给刺瞎了。因涉嫌故意伤人，周建辉被刑拘了。
周建辉的“事业”随着他被刑拘戛然而止，但令人担忧的是，周建辉后继有人，目前广州已冒出不少“医闹团”。
（黄艾华摘自8月28日《廉政瞭望》作者 岳勇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