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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6年，柯灵写过一个剧本。这个剧本，就是后来大致拍摄完成，虽未曾公映，却被批判的电影《不夜城》。
不过，这次批判并不特别严厉，毕竟影片大多数人还没有看过。剧本作者柯灵和导演汤晓丹只进行了一些自我批判了事。
到了1965年，又要批《不夜城》。这一次，作为批判人，巴金被选中了。
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柯灵和巴金是老友，《不夜城》剧本是统战部、文化部交给柯灵的任务，巴金也知道。剧本写好后，不仅电影局领导看过，统战部、文化部领导也都看过，文化部还曾提名推荐剧本为优秀剧本创作奖的候选剧目，孰料这层层地审核，仍不能保证其不被批判的命运。
巴金试着想把此事拖一阵子，看能不能拖过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打电话给上海文艺界领导之一的叶以群，告诉说自己实在写不出来。叶以群也是接受了上面旨意，他也相当为难。在电话里，巴金甚至感觉他似乎有些害怕。他告诉巴金，这是市委宣传部交给的任务。当时的上海市宣传部长，是后来权重一时的张春桥。
万般无奈之下，巴金只好勉强写出一篇批判《不夜城》的文章。他在电话里先与叶以群说好，文章中不点出编剧人柯灵的名字。文章交了出去，正好巴金有了出访越南的任务，他也想赶紧摆脱眼下这批判潮头，便立即束装，准备到北京集合。但是，巴金心里实在搁不下。思前想后，巴金觉得还是应当上柯灵家去一趟，告诉此事。
因为《不夜城》的缘故，柯灵家当时已是门可罗雀了。巴金夫妇的到来，柯灵真是十分高兴。当时的情形，后来巴金在《随想录》一篇文章里有简单描述:“上飞机的前夕我还和萧珊同去柯灵家，向他说明:我写了批评《不夜城》的文章，但并未提编剧人的名字。此外，我什么也没有讲，因为我相当狼狈，讲不出道歉的话，可是心里却有歉意。”后来柯灵在文章中也披露了自己当时的心态:“我当时没有向他（巴金）披沥我隐秘的心情，我是多么希望宅心敦厚而又了解我的朋友来参加口诛笔伐。因为他们绝不会对我无中生有，入人于罪。”
三个多月后，巴金从越南回来，知道自己的文章早已发表，《不夜城》已经定为“大毒草”。再之后他知道事先布置写批判文章的另一位朋友交了 “白卷”，巴金更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实了。
从事情的发展看，巴金的文章实在算不了什么。因为“文革”到来后，巴金成了“黑作家”。他批判《不夜城》的文章，又给自己添了一条 “假批判真包庇”的罪名。给巴金布置写文章的叶以群，“文革”中遭到迫害跳楼自尽。
柯灵与巴金的关系，并没有因为巴金写批判文章而受到影响。巴金写在《随想录》里的文字，柯灵读到了，他后来在文章中，也表示了由衷的理解。（摘自7月7日 《人民政协报》 作者 杨建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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